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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利用1983～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重新检验，并与同一时期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进行横向比较。
一、模型介绍及数据来源
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法检验时间变量的平稳性。其
次，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对于变量的滞后期，一般从0～3期内选择，并根据使AIC和SC最小的原则来选择变量的滞后期。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准确性，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后，还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Stock证明，对存在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最小二乘回归（OLS）的估计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稳时间序列0lLS估计量的收敛速度，因此可以直接使用传统的OLS方法。对FDI和出口贸易变量进行OLS回归，模型如下：
LNEXt＝C＋atLNFDIt+?滋t（1）
考察式（1）的回归残差?滋t是否平稳，如果回归残差平稳，说明存在协整关系，该方程描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本文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对它们1983～2006年共23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各国出口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相关各期，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
二、实证检验
在变量选取上，用FDI表示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用EX表示各国出口额。为研究方便，对以上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首先对各变量的对数形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国的LNFDI和LNEX的原值在5%的水平上都不显著，取一阶差分后，除英国的EXUK和中国的LNFDICH在1%的水平显著，德国的EXGE、法国的LNFDIFR以及中国的EXCH在10%的水平上显著外，其他变量都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即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
笔者曾对这六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因果检验之前，首先通过VAR模型确定变量的滞后期数，选择使AIC和SC最小的滞后期数使模型达到最优效果。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在存在2期的最后滞后期下，并无相互因果关系；日本同美国的情况相似，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FDI和出口之间也没有表现出因果关系；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5%的检验水平上是出口贸易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却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二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英国的情况与德国基本相同；法国的结果则与德国和英国相反，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法国的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了单向的因果关系；对中国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引起出口贸易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不能被拒绝，而其“出口贸易不是引起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被拒绝，说明中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并无显著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准确性，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下面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日本和美国的单位根无法通过10%检验水平的平稳性检验外，其他四国OLS方程的单位根均能通过10%的检验水平。说明美国和日本在样本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检验结果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均呈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其中，德国和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均无显著影响；中国和法国的出口增长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对出口的显著促进作用。
对于日本的检验结果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所认为的边际产业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扩大国内出口相悖，笔者认为主要是与其不同的投资阶段有关。边际产业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属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当时日本相对于美国来说，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对外投资的目标以为国内产业发展和出口提供能源以及转移边际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为重心。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域及目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1983～2006年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中，结果与边际产业理论相悖。
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出口促进作用，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由于其投资行业以汽车制造、化工业、电器和机械制造为主，这些都属于后向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创造东道国对国内大型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的需求，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出口创造作用。德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9.7%。
而对中国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对出口的显著促进作用。对于这种情况，作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少，还未能充分显示其出口效应。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分析，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其特征表现为：区位优势增加，直接投资流入增加，但所有权优势增加有限，直接投资流出很少。虽然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世界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仅有1.15%左右，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我国仅为1∶0.09。此外，与我国每年高达几千亿的对外出口额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显得微不足道。
2、我国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差，难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出口。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跨国公司极少。在2004年按国外资产排名世界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中，中国的跨国公司仅有一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且其排名位于94位。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小，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从而导致这些企业的国际投资经营活动对国内相关配套产业的出口拉动力较低。
3、投资产业地区结构不合理。从地区结构上看，过分偏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忽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偏重利用东道国市场的低成本优势，忽视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学习，这使得国内各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从而使我国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条中的低端环节，而资源开发行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它们的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机械、技术的出口拉动作用不大，从而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拉动效应较低。
四、政策建议
首先，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应建立和完善政策促进体系，加大在财税、金融、外汇等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规范的宏观管理体系，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大规模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其次，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重点投资于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实行最终产品的国际生产，从而有效地拉动中间产品及初级产品的出口，同时顺应国内产业结构化趋势，适当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快速飞速发展，产业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资本流动形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在投资的过程中直接投资是通过全部或者部分国外企业的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国外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看，其形式也不尽相同，直接投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形态的投资方式，而逐步的转向为其他各种方式的货币投资方法，其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方式在国际上也在日益应用，逐步的进行转移化。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随着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投资应用的过程中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综合的处理与分析，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的时候在投资控制的过程中对其接线的划分很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①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②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③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④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项目（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 20 43 33 28 41 43 53 17 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 157 224 243 254 355 288 347 111 1979 占有比例（3）=（1） （2） 13% 19% 14% 11% 12% 15% 15% 15% 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 1488 1511 1828 1837 1949 2492 2661 3256 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 5160 5390 5576 5492 5703 6431 6176 6424 46352 占有比例（6）=（4） （5） 2.9% 2.8% 3.3% 3.3% 3.4% 3.9% 4.3% 5.1% 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跨国公司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6世纪，成长于19世纪70年代后。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角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力量，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表现和主要推动力。
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形成影响着国际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是以企业国际化经营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企业的国际化，是一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基础。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一些好的理论更能供我们借鉴并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邓宁提出的。根据此理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三个基本因素综合决定的，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所从事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各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直接投资输出与输入的流量，也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生产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从以下方面吸取经验：利用所有权优势，发展对外投资。通过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与调整，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一些主要资源开发领域已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在资金上，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汇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国的不少企业在境外较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摸索总结出优越的管理技术经验，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为企业效益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声望上，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在国际上确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加强内部优势，增强企业效益。我国现已出现了一批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具有使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一些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时，尽量使其内部化。但有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也存在着问题，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缺乏对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因此，为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应在国内外有关部门申请专利保护，使其不受侵犯。重视区位优势，选准投资区域。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以谋求最快的发展。
（二）边际生产扩张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称其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其基本主张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比较优势理论比较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但它否定了垄断因素在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回避了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维护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后果。为了使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投资行为影响更深，我们应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在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为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奉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国内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者服务。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区位优势理论
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该理论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它不仅解释了投资者到国外投资的原因，还对投资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较好的回答。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并在区位选择决策上遵循以下原则：尽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标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各种因素进行比较和分析。明确企业的投资目的和投资方向，正确认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竞争优势，结合东道国区位优势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企业自身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综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其他方面的战略，做出最后的选择。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变化及其规律。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和发挥已有优势，并创造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国际竞争中。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三十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上还处于年增加规模100亿美元以下的较低水平。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但众所期望的投资却一直未曾出现。
200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330亿美元,下半年由于全球经济收缩,2008年全年净流出也达到了535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4亿美元,但第二季度,当季投资高达87亿美元,同比增长37.6%,环比增长182%。目前有一批大项目正在协商中,全年对外投资的总体形势仍然乐观。据此可以说,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对外投资大国(如美国、日本等)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年流出量不到这些国家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差距达数百亿美元;外向存量差距千亿甚至万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落后于老牌发达国家,在存量上也不及新加坡、巴西等国。这个现实一方面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处于“双顺差”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绝对值和占总顺差比重呈增加趋势,并且与国际收支总顺差、外汇储备同方向增加。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4261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4451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1300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1859亿美元。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虽然不是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但却成为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资本项目顺差虽然从绝对额看呈现波动的趋势,但所占总顺差比例逐年下降,2008年资本项目顺差占总顺差的比例是4%。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有望在近年出现扭转,首先实现资本项目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巨额的“双顺差”,我国国际储备也逐年增长。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中国依然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更达到2131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此时释放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十分明智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相对有效的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风险,降低资本项目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人民币的强势和外汇储备的充足也有效的支撑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外汇供应基础。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1.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改善国际收支更可行更有效的途径。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贸易顺差会一直存在,要改变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就需要从资本项目入手。2008年,我国国际收支之所以改善(顺差缩小),资本项目顺差缩小的作用不可忽视。2007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89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735亿美元;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5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4%,资本项目顺差190亿美元,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顺差的影响巨大,资本项目对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正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而日益凸显。由于全球经济收缩,当前许多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乏,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深度需求,而且各国政府对外资的一些限制也有所放松,这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了机会,此外,人民币的强势也会促使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增长速度会加快,可能慢慢成为减轻资本项目顺差压力的重要因素。
2.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而言,尤其是货物的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生产型和贸易型子公司,可以有效的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通过“走出去”直接到国外投资,可以绕开一国或区域集团的贸易保护。而通过在东道国建立生产销售网络,在维持对原有国外市场的同时,还有助于扩大中国产品向新的出口市场的渗透,或在建立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还能带动我国产品设备、材料的出口。另一方面,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但势必带来中国进口增加。但是,即使中国没有进行这种投资,对一些国内缺乏资源的进口也是刚性的。
3.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改变贸易结构改善国际收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从1982年至今却一直都是逆差,可见我国的贸易结构很不合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如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可谓一箭多雕。首先是为我国企业在非洲寻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其次是改变了我国对南非的贸易结构,由产品出口逐渐转向技术和服务的出口,不仅如此,这宗大额的收购也缓和了南非因为长期对我国贸易逆差的不满。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熊彼特认为，发展并非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而“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系”。即创新是企业寻求新技术的一种尝试，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发达国际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有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结合国内研究与发展活动可以提高一国创新能力。技术外溢的途径主要有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优势的原理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对外直投应从本国有比较劣势而东道国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开始。而自从MacDougall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Globerman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对墨西哥的研究都证明了FDI溢出效应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如Harris与Robinson。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沈坤荣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潘文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外资还未产生正溢出效应，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善，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Kogut 和 Chang 运用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的技术的结论。赵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刘凯敏、朱钟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TF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对学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也很少同时研究IFDI与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将创新看做一种生产函数，因而可将创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创新能力，K表示R&D的资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员投入，A表示影响创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因而设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1、平稳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要先进性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阶单整的。
2、模型估计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估计发现lnOFDI不显著，将其去掉后，结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检验值 （9.4778） （4.3182）（13.9139）
调整R2=0.995788
3、协整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原模型的残差项平稳，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二：回归方程（1）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确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时间序列数据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其因果关系。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R&D经费投入、R&D研究人员人数以及IFDI都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一国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获取先进技术，通过与本国研究与发展活动结合，有助于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