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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360多年的历史。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进入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产生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它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期，这个时期经历的时间较长，或者称工场手工业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自由竞争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生产者的自由竞争、资本的竞争已经非常普遍，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完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是指自二战结束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的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从战后到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了以原子和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把人类带入了原子和电子时代。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中表现为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新技术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原有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而且催生了高分子合成工业等许多新的生产部门。
首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转变的趋势。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国民财富迅猛增长，虽有短期的动荡和危机出现，但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出现了新的质的飞跃。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一产业即农业比重不断缩小，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从第二产业中崛起了新兴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并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其次，在就业结构中，体力劳动人数锐减，工业劳动人数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大增，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蓝领工人不断减少，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增加。劳动工具由于电的发明和电力的广泛应用，蒸汽机由内燃机、电动机替代。劳动手段自动化程度提高。工业社会，劳动的一般手段是机器，机器是人体力的延伸和扩大，信息社会，在原有的机器体系即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控制机，不仅代替了人的体力，而且成为人的脑力的充分延伸的扩展，人类劳动的能力和范围得到大大提高。劳动对象不断扩大，主要是由于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能源和新材料不断的开发利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所有制关系上，“有形之手”即政府调剂和干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鼓励职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奖金的形式发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其次，劳资关系有所缓和，采取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比如：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的某些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劳资双方的对立，推动了劳资双方的合作。
最后，在分配关系上，在按资分配的前提下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失业救济、老年退休金、医疗补助、劳动保护、残废津贴、儿童福利等多项内容，加大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比较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政治权力集中化的趋势加强，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矛盾的调节作用也越发突出，普遍建立了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建立社会性保障体系。采用财政调节、税收调节和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节。第三，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通过个人的政治行为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资产阶级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和统治阶级。工业时期的资本家，以个人或家族资本家为代表，拥有巨大的生产性或非生产性资产，形成的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传统的家族资本家也还有，但已日趋缩小。经理资本家及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等几个新的阶层人数增加、作用上升。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股份制公司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势在必行且日趋扩大，大部分资本家通过雇用经理和专家来管理企业，促进了经理阶层出现。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战后工人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劳动者队伍出现了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多层次化的新趋势。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的变化。中间阶级是指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集团，他们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财产，却以股票等形式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以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付出自己劳动而获取较丰富的收入。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的兴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个新的庞大的中间阶级，如中小经理、科学研究人员、高级工程师、投资银行家等，他们虽然与经理阶层不同，没有大量的股票和丰厚收入，但是他们有少量的股票、财产，收入较丰厚，所得远远高出工人阶级。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及实质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二战以后特别是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后，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人类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化。他们认为，这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来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第二种观点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采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机制两者并用的阶段，国家调整生产关系，调节宏观经济，在这种机制运行过程中，国家对生产和经济的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而且这种结合扩大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另外在经济领域，国家的干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收入分配不公，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第三种观点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这才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和，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虽然可以从不同方面提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种种原因，但是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科学地分析当前我们容易迷惑的新问题。
1.当代资本主主义新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进行了新的调节，作为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过程，它为社会结构的产生准备了更加成熟的物质条件，但只是在其制度范围内的调整，它没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也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存在的固有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最终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命运。
2.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也就是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即股份资本、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鼓励职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奖金的形式发给职工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事实上，普遍的职工持股数量比较少，所以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也绝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它只是成为资本主义约束、麻痹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所以，股权的分散化不但没有改变私有制的性质，反而强化了私有制。可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更隐蔽、更巧妙的剥削和统治方法。
3.社会福利制度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福利制度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措施，是为防止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做出的妥协和让步，它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对立，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福利制度是防止社会低收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提出的，并不是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只是劳动者剩余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也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分配不均的情况，特别是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它同样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当然谈不上剥削制度的改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3］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1998.1.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表现 实质
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处在国家垄断阶段上的资本主义。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既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剖析过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也与
20世纪初列宁所精辟论述过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表现
1、生产力方面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出现了以信息技术、原子能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新技术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原有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而且还催生了高分子合成工业等许多新的生产部门。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不到3%;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大多保持在30%-40%之间;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美国则高达72%,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迅猛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在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
2、生产关系方面
首先,资本占有形式日益社会化。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私有制,但资本社会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通过推行股权分散化、鼓励职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奖金的形式发给职工等形式促进了股权分散化。1952年美国持股者只占本国总人口的4%,1980年达到13%,2000年则达到46.5%。法人持股上升,个人持股下降,即持股法人化。战前,公司股权主要由个人或家族控制;战后,法人掌握的股票份额迅速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法人持股比例已占上市股份的70%;1994年,美国的机构持股比率已达到55%。资本社会化还表现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上。二战结束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纷纷搞起了国有经济。西欧各国在邮政、电讯、电力、煤气、铁路、航空、采煤等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上基本都实行了国有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资料,20世纪70年代中期,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中,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为16.5%,不包括美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中,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9.5%。
其次,劳资关系有所缓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缓和劳资关系的一种做法是集体谈判制度。194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费城宣言》中曾明确提出,要将“切实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和在不断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合作”作为努力目标。从此,集体谈判制度便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开了。集体谈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的某些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劳资双方的对立,推动了劳资双方的对话与合作。缓和劳资关系的另一种做法是共同决定制度,允许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制度最先在西德推行,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普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共体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否则即属违法;德国企业是监事会领导制,监事会中工人代表约占1/2到1/3。法国工人通过“企业委员会”参与管理,企业委员会有权了解企业的地位、资本、生产和经营情况、利润收益情况,对利润分配提出建议。美国、瑞典、挪威等国的情况也相似。在企业管理上,改变以物为对象的观念,实行“人本管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管理手段从主要依靠规章、制度、纪律条文等有形力量为主向同时强调依靠情感、思想、作风、精神等无形因素来实行管理转化。
再次,在分配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以剥削为特征的按资分配的前提下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国家没有实质性干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两个渠道,全面介入收入分配。在企业层次的初次分配上,资本家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涉及工人权益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企业中开始实行“利润分享制”,即劳资双方共享利润的制度。法国规定1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实行利润分享制度。日本的公司制企业通常把利润按一定比率分给股东后,将其剩余部分以工资外的附加形式分给企业全体职工,包括与个人劳动贡献挂钩的奖金、退职金、职工住宅、保健设施、旅游度假等等附加利,让员工一定程度上分享了企业的广义的利润。这种利润的分享,把企业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效益、企业的长期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再分配问题上,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强化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例如很长时间里,公司所得税率在许多国家都在50%左右;美国中等水平家庭收入者的纳税负担,约占其工资收入的1/5到1/4;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能够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在1/3以上,其中欧盟国家已接近50%。另一个就是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失业救济、老年退休金、医疗补助、劳动保护、残废津贴、儿童福利等多项内容。战后,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增长极快,已成为政府开支的最大项目。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战前的10%增加到40%-50%,国家对社会保障项目的开支一般已占到政府公共开支的60%左右和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30%。
3、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日益复杂化
虽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资产阶级组成更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传统的资本家即家族资本家虽然仍然存在,战后又形成了高级经理阶层、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及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等几个新的阶层。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战后工人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工薪劳动者的绝对数在发达国家上升。同时工人的相对数也在增长,非农业工人占劳动力的比重从战前的二分之一增加到70年代的四分之三,现在更高。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劳动者队伍出现了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多层次化的新趋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数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数发达国家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到30%。相反,第三产业从业者和产值连年增加,在总量中已上升到60%-70%。另外,从事各种脑力劳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即“白领工人”,包括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行政和管理人员等,数量明显增加,成为工人阶级的多数。美国“白领工人”在就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36.7%上升到1980年的52.1%,同期蓝领工人的比重则由41.2%下降到31.7%。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除了小业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传统的中间阶层外。出现了以技术专家阶层、中小经理阶层、政府中的中下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院的医生、独立营业的律师、会计师、美容师、服装设计师、报社记者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作为传统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性形成挑战。
4、上层建筑方面
在坚持资产阶级统治不变的情况下,对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环节进行了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的法制化。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把国家权利的构成、权利结构中各权利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第二,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在消除选举的种族、性别歧视并实现较为完整意义上的普选制的基础上,公民权利相对地得到扩大。第三,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大大增强,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活动的渗透空前增强,国家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务。第四,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资产阶级政党党纲的差别也日趋缩小,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与当年创始人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许多巨大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在根本性质未变的前提下进行着自我否定,不断为未来社会创造条件。正确认识这一点,是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关键。
1、当代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为未来社会创造条件
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它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力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力,从而为未来社会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基础。在资本占有形式上,资本从早期的单个私人资本发展到私人股份资本、法人股份资本,再到国家垄断资本,加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种自我扬弃。集体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更加人性化的管理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职工参与管理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最低工资制、“利润分享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人的收入,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出现了复杂化,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增加了。政治制度的法制化、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等提高了人民群众政治权利和地位。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扩展,加强了世界的普遍交往,为将来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实现创造着条件。
2、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依然未变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依然未改。第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虽然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现今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依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由大垄断资本集团占统治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第二,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着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虽然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大幅度提高,工人所得在其创造的财富总额中比重越来越小。据统计,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在1950年前后大约是230%左右,进入80年代后,已提高到330%以上,日本的剩余价值率更高,现在已经在450%以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两极差距拉大的趋向还在日益加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以最发达的美国为例,1999年美国20%高收入的人同其他人的税后收入差距达到了顶峰。美国《商业周刊》对工人和首席执行官的收入评估结果表明,1990年两者的差距是84倍,1995年为140倍,1998年达到326倍,1999年则高达416倍。工人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来就存在的社会现象。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据统计,OECD25个成员国失业者总数已从1990年的2400万增加到1995年底的3300万,平均失业率高达8%,由于失业问题的严重,饥饿贫困化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又一社会问题。根据美国国会“饥饿中心”估计,每年约有3000万人食品不足,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饥饿状态。德国约有85万人无家可归,法国则有30万人住在纸板箱里。这些人由于生活贫困无着落而自卑自贱、自暴自弃、愚昧无知、道德堕落,甚至引发严重的城市暴乱。第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在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仍在发展。由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仍然周期性发作,并且还有以新形式出现蔓延的势头,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明证。第四,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以美国为例,二战以后历届总统、副总统及其政府、国会重要成员的背后无不存在垄断财团的支持,而且有些人本身就是巨富家族的成员。第五,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全面地分析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当今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但二战后显著发展的只有20多个,占10%多,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寥寥无几。联合国最近公布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除老挝外,其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外债累累、粮食短缺,人民生活困苦,许多国家人均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目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而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莫桑比克人均GDP仅80美元,人均每天0.2美元,是瑞士的1/500。
【参考文献】
[1] 李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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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金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质变[J].经济经纬,2007(4).
[4] 杨先永:浅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科学社会主义,2004(1).
关键词：科技革命；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命运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7-02
一、科技革命概述
科技革命是指由科学的新发现和崭新的科学基本概念与理论的确立而导致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它是人类认识领域的革命，是科学理论的根本改造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把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提出了种种新兴认识客观世界的原则。科技革命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驱，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共发生了四次科技革命。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中叶，在欧洲首先是英国发生了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人类从手工时代进入了蒸汽时代，实现了生产机械化，亦称“蒸汽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工厂手工业向自有资本主义的过渡，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飞跃”。19世纪末，以德国、美国为中心发生了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实现了生产的电气化，又称“电气革命”。20世纪40―50年代，始于美国的以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从电气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又称“电子革命”。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又称“信息革命”，它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延续，目前还处于兴起阶段。而后这三次科技革命完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让资本主义实现了它的“两次飞跃”。并且由于科技革命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都产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关系有了重大调整，从而推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
二、科技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
（一）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准备时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接着才过渡到自由竞争阶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本的社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的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尽管经济发展不是曲折的，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高速增长是空前的，科技革命是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它使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20世界80年代末之后，高科技和信息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构成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一、二产业的产值虽也在不断增长，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的趋势。在工业总产值中，传统工业部门的产值所占比重下降，新兴工业部门的产值所占比重上升，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加。
（二）科技革命促进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仅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样也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科技革命的影响，出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国际化、中产阶级队伍扩大、劳资关系缓和等一系列新现象。西方国家一步步由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且进一步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资本通过参与和宏观调控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国家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并且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同盟的发展，垄断资本更加国际化；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股份公司的发展以及管理机构的科技化阶层化，中产阶层的队伍在扩大，并且日益成为发展和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力量；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保险和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改善，缓和了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例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行“福利国家”的政策，缓和了社会各方矛盾，保证了发展经济所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利用“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财政政策，增加社会公共开支，加速了经济的增长；通过经济预测和计划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调节了经济运行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三）科技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存在，阶级对抗也仍然存在，但阶级对话与合作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开始注意改善劳资关系，开始实行劳资合作。例如，美国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吸收职工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鼓励工人参与管理企业事务；而西欧国家劳资之间实行劳资谈判，签订劳资协定和劳资合同等。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之间的关系并不表现为对立，而是通过协商、谈判和合作的形式表现出来。
受到科技革命的影响，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变化，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新兴工业的劳动者增加，传统工业的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体力劳动者减少，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有明显提高。而传统的家族资本家虽仍继续存在但比重降低，不再是资产阶级中的单一组成部分或占绝对优势的组成部分。在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经营管理的自动化、信息化、电子化，使董事长、经理、经纪人这类职务的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量涌现。他们掌握着大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出任政府高级职位，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等，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多元化趋势是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重要特点。
三、科技革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科技革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支撑整个资本主义根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本质。从目的上来看，资本主义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资本主义推动自身巩固和发展的一种手段，而其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也仅限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资本主义科技革命的开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作为资本家发财的工具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本性仍未改变。生产资料仍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仍处于没有或者极少生产资料的现状仍未转变，而且从未改变过。财富作为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资本的物质基础和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财富的占有情况就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生产资料和资本的占有情况。虽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采取了允许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增加社会福利等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但是实质上社会生产资料仍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作为被剥削者的无产阶级仍然没有真正受益。资本主义私有制继续存在，也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未消除。同时，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自从1825年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爆发以来至今仍以每隔8至10年的频率出现。而且爆发周期也在不断缩短，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大，涉及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科技革命的开展并未消灭这种带有剥削性，对抗性的私有制，也并未改变工人阶级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体现了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的趋势。
（二）科技革命的开展不仅拉大国内贫富差距，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根本来看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不仅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物质根源，也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终原因。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剥削性和不平等性也得以快速拉大，两极分化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显得尤为突出。当前，两极分化这主要表现在多个方面，而收入差别则表现最甚。虽然劳动者的实际生活状况较以往来说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比起资本家收入水平来讲，其收入仍然相差巨大。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仍在不断扩大，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资本主义不断地将本国的价值观，商品及生产向全球扩展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向全球，造成全球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的趋势。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都推动了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快速升级，毫无疑问，科技革命的开展也推动着资本主义走向终结。
（三）科技革命使得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推动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资本主义科技革命的发展在使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恶化。生态危机已成为资本主义谋求发展的巨大难题。这不仅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同时也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制度基础。显然，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那种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资本家为了赚取最大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在生产环节，资本家不惜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通过各种手段肆意向自然界掠夺资源，造成土地荒漠化和物种锐减等恶果，而在生产中又排放出大量的有工业废物严重危害环境。另一方面，在商品流通环节，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往往不断扩大自身生产规模，而忽略群众需求和其消费能力的有限性，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造成资源浪费，由于供过于求，大量商品的销毁严重危及环境和生态安全，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说，科技革命在当代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为目的的调整和变革，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不断恶化，也必将成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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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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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失业问题的重要性
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失业的关注程度及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差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简单地把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及其供求的调节机制，认为在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若有失业存在就是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资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凯恩斯承认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即使处于均衡状态也可能产生失业问题，他把失业作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难解的重要议题加以研究，其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命名的代表作把首个关键字定为失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不大看重失业的危害，反而认为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高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认为很多被政府认定的失业者实际上在“地下经济”中是有工作的。
当代美国经济学承袭了凯恩斯经济分析的传统，把失业作为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加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宏观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失业问题展开的。本文将主要以当代美国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为基础，介绍他们对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研究。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荒诞、浪费、痛苦及其程度的严重性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是与机器设备的闲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的事实。它与我们平常的经验完全不符。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书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时间，我们就可以动手为自己做一个书架。我们在组织自己的生产活动时，不会在仍然有闲置工具、闲置人员和未满足需求的时候停止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它会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设备依旧闲置而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停下来。
这一荒诞事实所造成的，首先是资源的巨大浪费。2001年，美国有25％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少生产了1.2万亿美元的商品。若把这些商品平均分配给当年美国的2.85亿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将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时，美国每天有674万失业人口在寻找工作。
其次，失业给失业者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丧失和生活的困难，而且有着远大于收入丧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业者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失去了别人的尊重甚至社会的认同感。
第三，失业的痛苦不仅是那些事实上正处在失业状态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从未失业过的工人，也不得不担心将来某天自己也可能失业。而且一旦失业，就难再找到与目前岗位匹配的工作。失业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业的严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数据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计不足。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国5月份就业和失业的估计值为例，公布的失业率为5.6％，但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现有失业人口之外，还有160万“接近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属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过去的12个月中找过工作但在调查前的4周里没找。以及470万因“经济原因”而非自愿兼职的工人。若把它们都算作失业工人。失业率则会分别上升到6.6％和9.7％。
三、失业并非不可避免：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
(一)财政政策可用来提供工作岗位
依据凯恩斯宏观经济总供求分析，失业是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不足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以增加开支以减少失业。手段是不仅支出其税收收入，而且通过出售政府债券、向公众借债来进行赤字支出。在就业乘数给定的情况下，要想创造出一定的工作岗位数，在理论上可以直接计算出政府需要增加的支出数。例如，按照这本书的假设，在不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如果每小时劳动的净产出是25美元，人们的收入花在消费品上的比例是0.95，每小时工资为15美元，那么，就业乘数将是0.093。这意味着，若想增加93000个工作小时的工作岗位，只需要政府增加1000000美元的开支就行了。
(二)建立充分的失业保险制度可增进人们的安全感、减轻因失业带来的生活困难
即使工作岗位不充分，不能使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制度，使人们在失业时能弥补工资上的损失，减轻生活困难并增加安全感。就像人们应对火灾、暴风雨、爆炸、交通事故等而建立的保险制度一样，失业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虽然许多国家确实有这种形式的保险制度，但保障的程度却是不够的。以美国为例，平均说来，付给美国工人的补助只是他们工资损失的一半，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失业者能得到补助。这是因为在保险制度中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偿付期限。在美国的很多州，只有在同一个雇主那里工作至少一年以上，被解雇的工人才有资格获得失业补助。即使具备资格，一个人也只能得到六个月的补助。2003年底，美国有超过800万的失业者，却只有300万人得到了失业补助。
关键词：模块化生产网络；网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
模块化生产网络是继跨国公司内部网络(企业集团)、虚拟企业(项目小组)、战略联盟、中小企业网络(企业集群)等网络组织之后，新近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纵观历史，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业，从福特制到精益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每一次变迁都有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都是资本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继续追求利润最大化，促进资本积累所塑造的。模块化生产网络也不例外。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如何能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有利于资本追逐利润，从而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本文试图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和生产方式的演变视角对以上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网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态
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和福特制之后，逐渐步入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交界区。以信息通讯技术(ICT)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再构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孕育着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网络经济。网络经济诞生之前的福特制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基于以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资之间由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之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断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在酝酿着“大转变”的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越来越没有能力遏制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了。西欧和日本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为它们的剩余产品寻找去向的历程不得不开始；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货币体系的崩溃裹挟着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面滞胀的困窘。20世纪70年代是信息科技诞生的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演进的分水岭，各国公司纷纷采取措施以应对滞胀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其增加利润的主要方法包括：降低生产成本(从降低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生产力、拓展市场、加速资本周转。ICT不仅顺应了资本压缩时空、拓展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其它三种增加利润的方法的技术支撑。
按照划分经济形态的二重依据，从生产的角度看，ICT为改变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供了技术基础。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企业比较多地利用数控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与少量的多技能工人结合来实行定制生产。同时，发达国家企业还广泛借助信息技术下的分包供应商网络来处理大量非核心业务。企业内部生产链条的模块化分解与重组导致生产过程的片断化以及这些片断在全球尺度空间再配置。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产品系统的工序、区段、模块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体系。一系列企业围绕一种最终产品系统而建立起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
从交换的角度看，经济网络与计算机网络的对接使交换的深度和广度呈指数增强。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视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与纵坐标，横坐标与纵坐标通俗地讲就是“一横一竖一点”，若干个“一横一竖一点”、经纬交错便形成了经济网络。计算机网络是自主计算机(autonomous computer)的互联集合，自主计算机的概念排除了主从关系，如果一台计算机可以强制地启动、停止或控制另一台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就不是自主的。一台主控机和多台从属机的系统不能称为网络。自主计算机与经济活动主体的活性相呼应，计算机网络十分契合经济网络的本质。计算机网络和经济网络对接之后，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开始前所未有地深化和广化，这反过来又促进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光纤技术(使信息传播速度达到每秒钟30万公里)、数字化技术(信息压缩和解压)的突飞猛进，形成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PC机为终端、以光纤光缆为主干、以数字化技术为载体的技术网络。技术网络与经济网络就这样螺旋式地相互推进，因此，“网络”既是支撑“市场关系”(从而整个交换关系)的技术基础，又是市场关系(从而整个交换关系)的崭新形式。
网络结构所内含的网络效应和多态均衡、路径依赖和锁定导致当代经济系统高度的速变和不确定性，消费模式向多样化的转变增加了跨国公司固定资本投资的折旧风险，建立在标准化产品、长周期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不再具有优势。资本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走向灵活积累体制，灵活积累从市场、消费、生产等多个方面重塑资本主义经济图景。企业调动一切能够引致需求的技巧，从事差异化、多样性的小批量生产，从产品种类的“长尾”中挖掘新的市场。全球产业结构的垂直分工体系则逐渐从全功能的刚性结构向“外包”代工的网状结构演变。世界电子工业的垄断组织及其全球管理体制是这种资本国际积累新形式的典型，它的兴起在技术上得益于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中工艺过程数字编码的模块化生产，在经济上取决于国家及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和专利使用权保护下非股权控制的有效性。
经济停滞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典型特征
记 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体现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何自力：传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19世纪时大都以10年为一个周期，20世纪前半期则演变为5年左右一个周期。经济危机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一次危机经历四个阶段后会进入一个新的危机周期，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
从逻辑上讲，如果经济危机可以永远周期性地发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都可以期待其会走出萧条，经过复苏而走向繁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危机与繁荣的循环交替中永远存在下去。事实证明这个逻辑并不存在。自上世纪70年代走上去工业化轨道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态逐渐发生变化，这就是生产过剩性危机演变为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与之相伴的经济波动和停滞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征也越来越不明显，经济的持续停滞成为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呈现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这一转变的表现和成因，对于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主要表现
记 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停滞成为常态，其表现如下：
去工业化导致西方国家丧失物质生产能力。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居支配地位发展到高度服务化，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
福利制度难以为继。随着去工业化和经济衰退的加剧，福利保障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财力做支撑，福利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福利已名存实亡，劳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治动荡不断加剧。
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危机频发。金融自由化使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通过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夺，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最终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服务业难以支撑经济繁荣。制造业衰退，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国经济的基石说到底是满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孤立的服务业不可能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制造业萎缩了，服务业必然紧随其后而萎缩，整个国家的经济将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转。
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公共开支难以为继。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以及资本家逃税行为，使政府通过增大公共开支来支持福利制度变得非常困难，被迫举债以维持公共开支，结果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目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坠下。
经济持续下行，复苏和新的繁荣遥遥无期。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遭受重创的经济，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国家投资疲弱，消费不振，出口乏力，通货紧缩严重，经济增速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导致严重失业，2013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为7.2%，青少年失业率为21%，黑人失业率12.9%，西语裔为9%。目前，欧元区17国失业率为10%以上。
中产阶级分化，橄榄型阶级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结构，阶级对抗加剧。美国过去20年来的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政治体制病入膏肓，政府运作效率十分低下，难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西方政治哲学对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政府仅仅被看作保护私人财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必要调节和干预。在实践中，当社会出现重大经济或社会危机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时，激烈的党派纷争严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预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难以发挥作用，任凭危机不断恶化。美国是典型例子。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记 者：您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几个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工业资本主义衰落直至陷入停滞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偏重市场调节，轻视必要的政府干预，这与其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私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具有对抗性。私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润，它构成了私人资本从事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和目标，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即资本利益至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资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场竞争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对任何限制和约束其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绝承担任何以牺牲私人资本利益为代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反对政府基于维护社会利益而对私人资本利益进行的干预和调控。
当代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密切联系，企业与社会高度融合，国内与国际联为一体。但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例如在就业问题上，机器替代劳动与保持充分就业就是一个突出矛盾。对政府来讲，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实现高水平的就业，而对私人资本来讲，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为此，私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用新的技术、新的机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做给资本家带来了丰厚利润，却给社会带来了失业人口不断增大的问题。资产阶级政府为制止失业人口不断增大，需要对资本家用机器替代劳动的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这必然遭到资本家的抵制。他们要么用手投票，通过选举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国家立法机构，让这些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脚投票，将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最终将失业问题甩给政府。可见，只要私有制存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由此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二是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力量强大而政府地位弱小，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关系。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础，司法是保证，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从属和执行机构。表面上看，社会各种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立法决策，决策过程显示出民主性，但事实上，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只是少数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决策最终体现的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机构，基本职能是落实议会批准和通过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由于政府行政职能受到立法机构的严格制约，而立法机构又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的手中，体现少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质上只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西方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相适应，主要任务是隔几年为政府机构选择一个掌门人，哪个政党能够执掌政府权力，就看哪个政党能够代表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资本利益集团支持哪个政党，愿意为哪个政党捐出巨额竞选经费。西方国家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既操纵议会的立法过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门首脑的选举，政治体制沦为利益集团的驯服工具。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占有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不允许政府过多干预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这套制度中，不同党派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在立法机构激烈争斗，相互掣肘和拆台，很难就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达成一致，决策效率极端低下，致使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难以有效发挥职能，很难及时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
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为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宣扬个人高于社会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将个人自由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反对公有制，极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迷信市场自行调节，断言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只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该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市场调节，削弱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向更加偏向市场主导的方向转变。这种模式对私人资本的经济行为缺乏有力约束，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失衡状态缺乏有效调控，对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难以积极化解，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 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 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 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 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 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 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 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 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 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 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 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 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 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 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 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 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 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 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 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 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 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 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二、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分为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说法广为接受。所谓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 导的美英模式，而莱茵模式则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欧洲模式。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点和联系的方面。本质上讲，凯 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国家干 预，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共同之处。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特殊 历史条件下，兼顾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培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层“中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则无法维持这一局 面，在阶级力量对比明显地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保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来看，现代 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强调自由经营，在另一时期看重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彻底改变之前，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这两种思潮相互交替，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种种资 本主义的痼疾，而只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同样难以确保适用性：其一，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封闭的经济，即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受到国界限制的经济，因 为凯恩斯的时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时代，而当今的危机则发生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其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情 况下，名义工资仍然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是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并不下降，这样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增加就业，而如今工资已经按照消费物价的变动指数化 了，扩大消费需求，未必增加就业；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劳动力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例如 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大，金融市场变数多，仅仅靠扩大财政支出，并不能实现市场的平衡和充分就业；其四，凯恩斯危机面临的问题是缺少 流动性，而当今危机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此外，由于社会支出庞大，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偏紧，美国财政赤字尤甚(2009财政年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有些欧盟国家也出现财政危机，扩大财政支出无异于使经济雪上加霜。上述单是从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足见凯恩斯主义模式同样无法挽救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演化
资本主义虽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因 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调整的动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资 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压力。有关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监管。这次危机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危机。而且这次金融危机又具有国际性和先发性的特点。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 把整顿和恢复金融秩序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作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国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 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把金融领域置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等都将受到美 联储的监管。此外，美国还计划成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风险并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行动。最后，美国还将成立一 个新的保障金融消费的机构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它将监管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的发放。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又宣布了美国加强对华尔街大银行 监管的新规定，限制银行的规模和交易活动。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险、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紧急援助资金的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以及从事自营交易。 此外还提出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等多项措施。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些监管计划能否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这些计划损害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它们会以捍 卫市场原则的名义加以反对，而那些靠各自财团支持的政客们迟早会做出妥协和让步。
其次，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即所谓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有西方学者认 为，纠正这种失衡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例如，美国正是通过国内的产业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受益。如果美国调整经济结 构，回到本土生产，那将与金融垄断资本主要通过全球化进行积累相冲突，并违背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调整，美国国内产业将进一步空心 化，那么美国国内的失业危机和贫富差距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这也不符合大垄断资本的利益。
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并购，实现产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二是由国家指导和投资， 大力开展数字化、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革命，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就目前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科技革 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仍然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一方面使大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获得超额垄 断利润；另一方面，可使发达国家早日走出经济危机。
最后，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在主导世界经济期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各专项 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许多政策已经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它 们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目前，已经有西方学者对西方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作了排序，依次为：国家作用的回归、货币主权的回归或中央银行 地位的改革、放宽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或国际贸易政策的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税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资本税和巨富税)等等。
综上所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转变，尽管其演变方向还不确定，但很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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