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1 06: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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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叫孟。于2010年10月到社区任公共卫生师一职，不知不觉间已有1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期间内，我经历了磨砺，在风雨中从稚嫩逐渐走向了成熟。
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第一脚踏进社会，没有工作经验，而社区作为基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广泛、具体和复杂的。来到社区我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位迫切的需要学习，需要锻炼的基层工作者现在我将这段时间的工作和思想汇报如下：
第一、工作绩效汇报
1、深入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从10月份，旧堡办事处组织社区进行全面的入户调查，在社区书记主任以及社区协管员的帮助下，我全面了解了我社区的基本情况。我社区辖区面积东烧社区地处旧堡，行政隶属于旧堡街道办事处，社区辖内面积17万平方米,人口5684人,社区内有职业介绍所1处,幼儿园1个,2个自行车场等.多年来，东烧社区坚持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社区为工作宗旨来开展社区的各项工作。在入户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热心的居民的帮助，使得我的入户困难降低了很多。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使得我对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我不仅利用上班时间入户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晚上下班以后的时间以及周六周日等居民空闲时间抓紧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率先完成了我所分配入户的片区。
经过这次深入的细致的入户调查我看到很多家庭十分贫困的居民，他们在生活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看着他们艰难的生活，面对淳朴善良的居民，我处处留心，希望有机会能够为他们做点实事，做点好事，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2、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师要对社区的居民进行六位一体的工作，其具体工作内容是：组织协调辖区内居民进行健康体检及健康状况调查，建立和管理健康档案；针对社区主要健康状况和问题，制订和实施社区卫生工作计划，开展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六位一体的服务；掌握区内人口基本健康状况，及时督促服务台对象按规范要求接受孕产妇、儿童系统管理等；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工作，及时收集、报告责任区内突发公共事件、死亡及传染病等；协助开展食品、公共、职业卫生，托幼机构、饮水卫生检查及管理；协同上级医专家开展形式多样的义诊、健康咨询等活动。我到社区后还负责双拥工作和应急工作建立了2010年的资料档案，每月定期将资料整理归档，保持了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我努力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做精，做细。
3、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旧堡办事处举办了我的城市记忆征文的集体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个集体的团结和向上。
4、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我坚定信念，坚信组织的正确领导，克服困难，努力工作。看着社区洁净的街道，越来越美丽的市容市貌，我感到尤为的欣慰。我们的工作成效显著，深得民心。居民的出行变的更加顺畅，生活少了很多的烦恼。
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处处留心，希望能够为人民做点实事，做点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名社区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我将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热情。
6、努力做好宣传员。从上岗培训时的第一课我便了解到社区是连接政府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作为一名新时期大学生社区工作者，有责任履行好这一义务。
我一方面，以社区板报为阵地，及时更新板报，向居民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在基层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计划生育、科学发展观、甲型H1N1流感的预防等等内容。
另一方面，我还积极的走到群众中去，通过传单、文件的发放和现场解说向居民群众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社区公共卫生知识。
第二、思想情况汇报
1、坚定信念，做出成绩。刚到社区基层工作，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我感到担子重，压力大，我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上级组织和本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基层工作是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环境苦，条件差。吃闭门羹,受到冷言冷语是很常见的事情，作为社区干部，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必须把他们当成朋友、亲人，必须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真心去为他们着想，去为他们排忧解难，才能赢得居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做好老百姓期盼的每一件事，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的和谐环境，即使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2、认清形势，增强责任感。社区群体较为复杂，加强社区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应当认清现状，认清社区的形势，切实加强责任感，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全心全意用知识、青春和热情服务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为社区的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3、不怕苦，不怕难，不怕累。到基层任职，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更需要我们大学生社区工作者到基层发挥作用，改变面貌，树立不怕苦的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直接与居民群众打交道，处于各种矛盾的交织点，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都需要基层干部去贯彻、去落实，因此说基层工作最具体，基层干部很难当。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掌握基层工作经验，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维护好和实现好广大居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全面的进步。
一、夯实工作基础
1、我街道总接收129名矫正对象，已成功解矫101人，现在册28人，全年重新犯罪率为零。今年新入矫14人，已解矫9人。根据党政领导、综合牵头、社会参与、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工作思路，我们认真抓责任落实，建立一套工作机制，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运行。一是11个社区居委会都成立矫正工作站，由社区调解员负责完成社区工作任务。二是民警、社区主任、调解员及法律工作者、五老人员共组成39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促使矫正对象认罪服法，悔过自新。
2、充分利用社区矫正工作信息平台，利用社区信息平台及时将矫正对象信息输入平台，做到“三清”“一迅速”，即人头清、监改类别清、矫正时间清，谈心家访，联系迅速。通过网络平台有效掌握矫正对象的行踪和思想动态，提高了矫正工作的综合能力，有效的控制了重新犯罪率。
3、在长达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们做好矫正对象跟踪管理工作和请销假工作，多次与矫正对象联系、走访，做到与每个矫正对象月月见面，确保世博会期间无一例违法乱纪现象发生。
二、因人施矫，抓好六环节
突出重点，抓好六个环节，一是抓好谈话环节，了解矫正对象心理状态，消除他们心理负担和思想顾虑。二是抓宣传环节，按市区统一程序，准时通知矫正对象，由司法所所长告知监督人，签订帮教协议。三是抓好走访工作，掌握矫正对象本人和家庭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方案，确保矫正成效。四是抓好教育环节，组织矫正对象进行矫正知识和矫正须知考试。五是抓好公益劳动环节，对公益劳动表现定期讲评，作为司法奖惩依据。六是抓好请假审批环节，对外出务工经商的矫正对象，司法所报请上级给予批准，由司法所进行外出前思想教育，并提出行为要求和每周电话汇报及思想汇报活动，工作情况。
三、探索四个结合，丰富教育形式
1、 在思想教育方面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改进和丰富教育矫正手段和形式;一是个别教育与家长监督紧密相结合，家长是青少年矫正对象第一责任人，让家长监督和配合，提高了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个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志愿者及调解员则根据矫正办的安排，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兼职服务，形成层层管理确保不漏管。三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我们还注重心理健康教育，消除矫正对象不健康心理倾向，促进其心理尽快回归社会，如矫正对象柳某入矫谈话中还存在一种想法，认为法院当初判决的较重，认为自己不是盗窃行为在朋友家发生突发性的行为，我们和她讲你的本质是好的，你不论在犯罪前，还是在监狱服刑时的表现较好，而且还获得4次减刑，减了五年九个月。通过谈话我们了解到她心理还有一种爱面子思想，不想在登记表上填写判决内容。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希望你在假释期间放下包袱，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真心悔改，努力学习些法律知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多与志愿者交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四是课堂教育与互动教育相结合，组织矫正对象每月集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去纪念馆、胜利纪念馆等地方进行爱过主义教育。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社会的认同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看守所监狱服刑人员座谈，提高其遵纪守法和自觉接受矫正意思。
四、加强心理矫治力度
在如何让最大限度的减少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方面，我们坚持监管、矫正并举的矫正方法，针对有些矫正对象具有冲动好斗的性格特征，及具有自卑消沉的心理，重点采取了多帮一的矫正方式，个别谈心及好友提示交谈来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使他们正面看待社会事务，从而走上正常的社会轨道。例如：矫正对象叶某是未成年人，又是流动人口，由于其父母没有什么文化，每天忙于工作，疏于管教，平时管教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孩子逆反心理相当严重，有事从不和家人讲，自入矫之后，我们从心理疏导入手，告诉他其父母也不容易，打工收入不高，要租房还要培养你上学，吃了不少苦，你应该好好改造，来报答父母才对，我们帮其树立自新意识，要对父母负责，要自尊自信。在公益劳动时表现积极，我们发现其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促其质变。
五、主动想方设法帮困解难
摘 要:附条件不制度是近年来颇具争议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该制度已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范畴。在基层检察实践的基础上,对试行附条件不案件的情况、效果、问题进行总结和剖析,提出完善附条件不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附条件不少年犯罪实证研究
附条件不〔1〕,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设立一定的考验期,期满后根据考察情况,对其作出不或决定的一项制度。海淀区检察院从2004年开始展开对该项制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理论探讨、专家论证、制定规则、实践试点几个阶段。本文通过对海淀区检察院近两年试行附条件不制度的具体案件进行研究,力图从实证角度再认识附条件不制度,对其提出完善建议。
一、附条件不制度实践运行情况
2008年,海淀区检察院实施附条件不制度进入实践试行阶段,近两年时间里,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案件有11件15人。
(一)附条件不的适用主体和条件
1. 适用主体
根据2004年制订的《实施附条件不制度细则》(下称《实施细则》) ,该项制度预期适用的主体是未成年人。但试点附条件不制度的11件案件15人中,在适用主体上有所突破,即不局限于未成年人, 15人中有11人为未成年人, 4人为成年人。2. 适用条件《实施细则》规定的适用条件是: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3)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 (4)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5)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试点的11件案件,均符合上述条件。具体情形如下:从涉嫌罪名看,盗窃案4件6人,寻衅滋事案4件7人,抢夺案1件1人,案1件1人;从犯罪主体看,均为男性,其中未成年人11人,成年人4人;从犯罪嫌疑人的职业看,有9人为在校生, 2人无业。
需要说明的是, 11件案件均不宜立即作相对不,原因主要有:犯罪嫌疑人交待的部分犯罪事实尚需调查(即使核实该起事实仍属情节较轻) ;犯罪嫌疑人对盗窃罪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作不合理辩解尚需教育;犯罪嫌疑人既非在校学生亦无固定工作尚需考察;犯罪数额较大不宜直接作相对不等。
(二)附条件不所附条件
条件一词来源于民法,是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之事实,作为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2 〕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即检察机关的帮教考察措施。在考察期内,犯罪嫌疑人有义务接受检察机关的帮教考察。考察期满后,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做出或者不的决定。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组(简称未检组)〔3 〕的成立为分界点,海淀区检察院的帮教考察举措在机构、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1. 四方帮教委员会模式(2004—2008年)
《实施细则》规定:“检察机关对决定附条件不的犯罪嫌疑人,应定期进行帮教和考察。”同时制定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细则》(下称《帮教细则》)规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妇女联合会共同设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委员会(以下简称帮教委员会) ,负责落实具体的帮教工作。帮教委员会由各方指派专人,共五人组成。”
在帮教委员会中,四方部门各司其职。团委负责选任青年志愿者或者社区工作者对被附条件不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工作,包括心理辅导,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等内容,青年志愿者或社区工作者负责联系并督促被附条件不人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社区公益劳动。妇联负责每月组织被附条件不人的家长参加一次“家长学校”,同时对被附条件不人的家长进行单独访谈。被附条件不人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负责每月通过走访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与被附条件不人谈心等多种途经,了解、核实被附条件不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各方在考察期后均向检察机关递交考察报告,由检察机关形成综合考察报告,提交帮教委员会通过,并作为最终处理的依据。
2. 检察机关牵头负责模式(2008年至今)
2007年初,海淀区检察院在公诉一处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组,将本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归口办理。未检组的成立,对试行附条件不制度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妥善处理案件的基础上,未检组创新多项工作机制和帮教手段,如特别告权、分案、办案引入心理辅导、开设家长课堂等,尝试由检察机关牵头,跨部门合作联合帮教模式,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同特点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及帮教手段方面,遵循基本程序与特别方式相结合的原则。
(1)基本程序召开帮教座谈会。检察官宣布附条件不考察决定,征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长、相关单位如学校、社区的意见。如果同意,则要求犯罪嫌疑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考察期内接受检察机关规定的各项帮教工作,要求家长、相关单位签订担保书,保证按照规定开展各项帮教活动、进行监督。具体案件中,承担帮教工作的主体有所不同:犯罪嫌疑人为在校生的,一般由学校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犯罪嫌疑人有工作单位的,一般由工作单位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犯罪嫌疑人无业的,则由社区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如涉嫌抢夺的齐某是无业人员,检察官邀请其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参加帮教会,参与帮教活动。
定期提交思想汇报。犯罪嫌疑人定期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思想汇报,汇报近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__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其家长定期向检察机关汇报帮助教育情况。一般每月汇报一次。
接受专家心理辅导。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多源于心理问题,如不能正确对待挫折,不能有效管理情绪等;案发之后,未成年人普遍受到心理伤害。海淀区检察院创设办案引入心理辅导制度,邀请心理专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必要时亦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如任某、王某寻衅滋事案,任某小时父母离婚,后父亲去世,跟随继母生活,遭遇多重打击的任某不思学业走入歧途;王某父亲管教极严,案发后父子关系紧张。检察官会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嫌疑人及家长进行心理测试、箱庭疗法,帮助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树立生活的信心。
(2)特别方式
家长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缺损、家庭教育失职、家庭不良行为,使家庭不能或不完全能给予子女起码的情感满足和必要的正常社会化教育,由此导致家庭中的青少年心理发展出现障碍、社会规范的内化产生偏离,这是直接或间接促成其性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而使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4 〕海淀区检察院创设“家长课堂”,聘请教育、心理专家为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讲授亲子关系、青春期生理和心理、挫折之后信心重建等知识。检察官事先下发“家长课堂调查表”,了解家长希望学习的知识,聘请专家有针对性制定课堂内容,采用讲解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授课。课后家长填表反馈课堂效果。
参加公益活动。帮教单位除日常监管外,还组织考察对象参加公益活动。具体做法各有不同:有的学校组织参加抗震救灾捐款仪式、唱响奥运歌咏比赛等,用时政教育犯罪嫌疑人;有的学校组织参加卫生大扫除、蓝球比赛等;有的社区组织参加社区文明宣传等。
(三)附条件不考察结果
《实施细则》规定,附条件不考察期为1个月至6个月。在试行的11件案件中,考察期为2个月至6个月不等。考察期满后一周内,各方出具帮教材料,如学校说明考察内容及嫌疑人表现,心理专家出具心理矫治报告,检察机关汇总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试行考察的15人中,除1人因认罪悔罪表现差被、2人尚在考察期之外,其余12人全部作相对不处理。附条件不考察制度,挽救了一些犯罪嫌疑人,使其避免贴着罪犯标签生活,专业的帮教考察,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开始新生活。如涉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王某,经过心理辅导、家长课堂之后,王某及父亲都认识到沟通和鼓励的重要,父亲表示会继续鼓励儿子高考,儿子更加理解父亲。又如几名涉嫌寻衅滋事的成年大学生,家长整日叹气流泪,孩子也自觉抬不起头,无法面对生活,通过专家引导,家长和学生都重新树立信心,学生已恢复学业,家长亦学会帮助子女走出困境的方法。至今12名被不人均未再次出现不良行为。
二、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效果及存在问题
(一)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效果
1. 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使其更易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原有心理水平较低,在外在不良因素的作用和诱惑下,加上自身进行了一些违反道德和法纪的活动,获得了体验,逐步形成消极心理因素———不良的需要、兴趣和世界观,而走上犯罪道路。但消极因素并不能排除未成年犯罪人身上仍存在积极因素,只不过积极因素处于相对的劣势,被消极因素掩盖而已。检察机关只要善于从未成年人消极的行为表现中,发现和培养这样或那样处于劣势的积极因素或隐藏着的“闪光点”,并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样,未成年人就可__能逐步得到改造。〔5 〕
附条件不制度正是看到了未成年犯身上具有的积极因素,通过专家和检察官的帮助教育,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今后的人生有更好的规划,不仅免于犯罪前科,而且更易回归社会。试行附条件不的15人都通过考察教育,表现出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涉嫌寻衅滋事的陈某写道:“我现在又能上课学习了,这才是属于我的生活,我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好人生的路,不再让父母失望。”涉嫌抢夺的崔某,已高中毕业考入军校继续学业。
2. 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重建和谐社会关系
2000年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明确提出恢复性司法的概念。恢复性司法强调消除仇恨,化解矛盾,使当事方都能够不因犯罪和被害而影响融入社会重新生活和工作,建立公正、负责、讲道德和有效率的刑事司法系统,真正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
附条件不制度通过附加条件帮教考察,促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更好地保护双方权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试行的11件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达成和解,被害人遭受的损害通过赔偿、道歉等方式得以弥补,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
3. 真正实施区别对待,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2006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区别对待,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当宽则宽”。最高检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中又指出:“检察机关在批捕、等各项工作中,都要根据案件情况,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
附条件不制度在试行过程中,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教考察,使其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谅解,实践中多做出不决定,体现了宽严相济中“宽”的一面。但对不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坚决不适用附条件不制度,对在考察期间心存侥幸、不思悔过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体现了宽严相济中“严”的一面。如崔某、许某抢夺案,许某在考察期内再犯盗窃罪,被提起公诉,而崔某能够认罪悔过、积极赔偿,后被作不处理。
(二)附条件不制度实践面临的问题
1. 附条件不制度的法律依据缺失
在该制度出现之初,附条件不制度的正当性即引起很大争论。反对者认为,附条件不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是一种游离于刑事诉讼之外的“违法试验〔6 〕。赞同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应有之义〔7 〕。笔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具有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必要性,该制度进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似已成定论。由于尚无明确规定,实务部门在作附条件不时畏手畏脚,影响该制度的探索与完善;另一方面,试行案件中的参与者对该制度不了解,对其合法性存有质疑,有违司法权威,降低了社会效果。
2. 附条件不与相对不难以区分
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不适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而依据司法实践,附条件不适用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可见,附条件不与相对不都适用轻罪案件。但是具体个案应适用相对不还是适用附条件不,实__践中难掌握。如窦某盗窃案〔8 〕,有人认为窦某是未成年人,盗窃数额不到两千元,可直接作相对不;有人认为窦某是无固定职业的未成年人,不对其考察帮教无法保证不的效果;也有人认为,直接作相对不,能使犯罪嫌疑人及早从诉讼中解脱出来,而附条件不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帮教,案件周期较长,对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并不公平,不利于诉讼效率的实现。实践中,检察官对诸多像窦某这样的案件存有困惑与疑问。附条件不和相对不的区别适用,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制度构建上,都有待推进。
3. 附条件不的主体范围亟待确定
关于附条件不的主体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只能适用于未成年人〔9 〕,这是一种严格限定的主张;第二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不应该有主体的限制,应该适用于所有人〔10〕,这是一种广泛适用的主张;第三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制度主体不局限于未成年人,也不宜范围过大〔11〕,这是一种折中说。《实施细则》采第一种观点,实践中的试行案件支持了第三种观点。
4. 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如何把握
在附条件不考察期内,设定一定条件,一方面给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压力,督促其改过自新,另一方面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条件完成情况判定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现。但一般应附加哪些条件? 目前无统一标准,实践中亦难把握。有学者提出下列条件: (1)书面悔过; ( 2)向被害人道歉; ( 3)对被害人损失作出赔偿或补偿; (4)向指定的公益团体支付一定数额的财物; (5)提供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等。〔12〕11件试行案件中所附条件是:定期提交思想汇报;接受考察帮教(心理辅导、家长课堂、公益劳动等) 。可见,学界和实务界对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在大体趋同的基础上仍存差异,应尽快确立所附条件的整体范围和统一标准。
5. 尚无专门的考察帮教机关
在试点过程中,考察帮教工作多为检察机关牵头,通过协议形式联合学校、社区等共同进行。检察官事必亲为牵扯大量精力,影响帮教效果和工作效率。缺乏专门帮教机关,对于在校学生案发后转学的,就无法落实帮教。占未成年犯罪多数的外来人员,因与本地社会联系不紧密,没有类似学校、家庭、社区等良好的帮教机关,更是被排除在附条件不的范围之外,有违《刑法》中的公平原则。
三、附条件不制度的建立完善
(一)适用主体宽泛化
附条件不制度最初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实践中扩大适用到成年人。试点实践中发现,对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同样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文认为,附条件不的适用主体不宜限定过严,只要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有良好帮教条件,无论未成年还是成年,均可适用。
主张适用主体宽泛化,依据在于,附条件不得以产生的法理基础和制度原意并不要求限定主体范围。首先,附条件不制度是便宜主义的体现,赋予检察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13〕附条件不尽量不将轻罪嫌疑人交付审判,而代之以教育性考察措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其次,附__条件不制度体现了刑罚经济的思想。〔14〕刑罚经济要求防止自由刑适用带来的不必要损害,尽量采用非剥夺自由的制裁方法,因而提倡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附条件不对轻罪嫌疑人实行开放的帮教考察,避免将通过考察的人移送、判处监禁刑,迎合刑罚经济思想的主张。最后,附条件不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可见,是否适用附条件不并非取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特定主体身份,而为是否符合适用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更能体现便宜主义、刑罚经济思想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二)检察官主导下的个别化条件附加
附条件不制度在设计上,应以检察官为主导,各部门通力配合,针对具体案情,由检察官选择有区别地附加条件,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对考察条件不宜规定过细,同时还需要完善配套机制来保障所附条件的有效落实。
为何以检察官为主导? 检察官在办理附条件不案件时,要调查犯罪嫌疑人一贯表现,听取被害人意见,全面考量案件情节。不同案件的附加条件必然不同,只有检察官最了解案情,最有权决定附加哪些条件。
为何要个别化附加条件? 犯罪具有多因性,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社会原因,附加条件全面、有针对性,才能切实达到预防再犯的目的。大多青少年犯罪后,本人亦受精神伤害,心理疏导很有必要;有的青少年家庭关系冷漠,家长课堂可助家长正确与子女沟通,营造和谐家庭;有的青少年缺乏责任心,参加公益活动有助于其增加责任感和社会认同感。
(三)考察期不宜过长,建立跟踪回访制度
考察必然需要时间。适用附条件不的案件事实简单,情节较轻,故考察期限不宜过长。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从司法实践和诉讼经济考虑,认为考察期规定为2个月至6个月为宜,试点的11件案件的考察期均在这个时间段内。考察期满作相对不决定后,应建立跟踪回访制度。
由于现实条件所限,海淀区检察院目前并无跟踪回访机制〔15〕,无法及时反馈被不人适用帮教措施后是否表现良好、是否再次违法犯罪的信息,不能依此审视帮教考察工作的质量,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本文认为,应尽快建立涉案未成年人信息档案,建立跟踪回访制度。在一定时间后向青少年所在学校、社区了解其表现,发现不良行为及时矫治,对矫正后5年内的表现评估跟进。
(四)尽快整合社会力量,建立健全帮教组织
在附条件不帮教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定位应为牵头组织者,而非具体帮教机关。一方面检察机关没有权限,另一方面检察官不具备专业知识。江浙的检察机关通过和共建单位签署协议,建立不同的帮教形式:对学生,交由共建学校帮教;对无业人员,交由共建企业帮教;对有职业者,交其单位帮教,是非常好的做法。海淀区检察院四方帮教委员会模式亦是一种有益探索。
本文就建立健全帮教组织有两点建议:其一,应争取国家公权力支持。检察机关联合公安、司法、街道、教委、妇联、团委等部门,建立多部门联合帮教的长效机制。其二,应重视社会公共资源的支出。近年来我国出现不少关注青少年的团体,如南京的诚爱基地、北京的青苹果之家,虽然与西方发达的社会团体相比,我国的此类团体在数目、规模、功能上相去甚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类似团体将大量涌现,待条件成熟后,可交由这些团体系统组织策划考察帮教工作。
(五)建立监督救济机制
任何缺乏约束的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为防止附条件不决定权滥用,可考虑在立法上规定犯罪__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和公安机关的权利,在程序上对该制度起到制约作用。主要内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前,必须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应当征询其法定人的意见。有辩护律师的,要听取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应当公开宣布,说明理由、所附条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并征询其意见。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适用附条件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或者不的决定。
2. 被害人的权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应将上述情况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条件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条件不决定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外,应允许被害人参与考察,随时向帮教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况。
3. 公安机关的权利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的,应将附条件不起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和公安机关的权利,在程序上对该制度起到制约作用。
主要内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前,必须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应当征询其法定人的意见。有辩护律师的,要听取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应当公开宣布,说明理由、所附条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并征询其意见。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适用附条件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或者不的决定。
2. 被害人的权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应将上述情况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条件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条件不决定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外,应允许被害人参与考察,随时向帮教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况。
3. 公安机关的权利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的,应将附条件不起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附条件不决定不当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注：
〔1 〕 附条件不是我国实践先行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从理论研究、实践试点到制度设计,该制度一直伴随着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名称问题。国内各地检察机关在用词上出现了缓予、暂缓、暂缓不、附条件不等不同称谓。本文以附条件不为题,一是着眼点在于该项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设计,附条件不介于和相对不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属于不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考虑到尽管各地用词不同,但该项制度的本质内容是一致的,学界对名称问题的研究甚多,本文立足实证研究,走出概念的泥沼,探讨该制度的构建完善之策。
〔2 〕梁慧星:《民法总论》[m ]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 〕海淀区检察院从2000年开始在公诉一处设立未检组,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普通刑事案件,但由于公诉一处、二处案件类型的人为分流,此时未检组并非办理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案件。2007年初,根据最高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门办理制度的要求,未检组仍旧设立在公诉一处,但负责办理全院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彻底实现了未成年案件专业化办理。
〔4 〕王娟:《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环境因素及其矫正》[ j ] ,《理论导刊》2007年第8期。
〔5 〕罗大华、石起才:《青少年犯罪心理学》[m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 - 353页。
〔6 〕沈春梅:《暂不不宜推行》[ j ] ,《人民检察》2003年第5期。
〔7 〕张泽涛:《规范暂缓- 以美国缓制度为借鉴》[ j ]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3期。
〔8 〕窦某(男, 17岁,无业)伙同另外两名未成年人盗窃一辆摩托车,价值1978元,在转移赃物时被查获。
〔9 〕谢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立暂缓制度》[ j ] ,《天府新论》2006年第12期。
〔10〕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 j ] ,《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1〕杨诚、单民:《中外刑事公诉制度》[m ]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12〕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 j ] ,《人民检察》2006年第4期。
〔13〕王雪琴:《暂缓制度研究》[d ] ,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一、社区矫正的价值
对于民众来说，社区矫正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是一个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舶来概念。社区矫正是20世纪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组织予以肯定与倡导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罪犯的制度与方法。主要做法就是倾注全社会力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即所谓不需要监禁(指罪行比较稍微、不致危害社会)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在狱中表现较好、已够保释条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所采用的是开放型的、更注重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这一改造方式，较之传统刑罚执行模式，具有较大的社会优越性，社会价值明显。
（一）以人为本价值取向明显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价值目标，也是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以人为本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严，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对于犯罪人的关怀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法制国家一项义务性的社会任务，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
1、社区矫正体现了一种宽容精神。宽容是刑罚人道化的重要标志，房龙认为，无论是人类思想史，还是刑罚史，都是为宽容而斗争的历史。[1]对实施了行为的罪犯，国家和社会并不抛弃他们，而是给予他们重返社会的希望和机会，并且为罪犯的矫正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使矫正对象在宽容中感受人性关爱。而和谐的社会关系正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上。
2、社区矫正体现了人性关爱的理念。罪犯尽管危害了社会，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与正常人一样的需求和情感，社区矫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其他方面的权利存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市场交换的基础，个人自由具有空前的价值。这一点对罪犯也适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环境中对罪犯进行监管和矫治，罪犯并不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监禁矫正相比，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区矫正满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假如被判刑入狱，就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导致家庭生活残缺，婚姻关系名存实亡。而社区矫正使罪犯保持健全的家庭生活和稳定的婚姻关系，从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满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温馨，承担起自己对家庭应负的责任。这反过来有利于维护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稳定，减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顾到家庭，提高他们对家庭的亲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从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3、社区矫正以罪犯的复归社会为终极目标。我国学者指出，行刑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是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发展，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2]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社区矫正制度，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一是社区矫正的实施可以让罪犯继续保持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公民人格”。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会资源，是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统，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二是社区矫正可以避免监禁矫正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监狱化”人格的出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Sykes指出监禁刑会给受刑人带来五大痛苦：自由之剥夺、物质与接受服务之剥夺、异性关系之剥夺、自主性之丧失和安全感之剥夺。[3]这些痛苦对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价值感构成巨大的威胁，极易造成自律力萎缩、意志力丧失等“监狱化”人格现象。过度地使用惩罚手段，还可能会使犯罪人放弃改过迁善的机会。因此，罪犯的监狱化是同罪犯的再社会化相抵触与背弃的过程，对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会目标的实现起着阻滞作用。而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会受到监狱环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就业，正常的休闲活动，加上适度的社会监督，可以较好地矫正罪犯的人格，从而使罪犯顺利地融入社会，实现再社会化的目标。
（二）效益价值突出
一是有利于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财政资源。开展社区矫正，既有利于监狱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矫正那些只有在监禁条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那些不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社区中实施社会化教育，还可以防止严重犯罪分子与其他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提高对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资源，减少行刑的成本。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资源并不宽裕，用钱地方甚多，不应忽视行刑的经济性，即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会效益，使刑罚执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监禁刑的行刑成本要比非监禁刑的行刑成本高得多。根据2000年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监狱共超押罪犯24万人，而关押改造一个罪犯的年费用也已达到7266元，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开销。[4]目前，监狱拥挤问题非常严重，给监狱的治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带来巨大的困难，致使有限的监狱经费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远远不能满足监狱建设和发展的正常需要，迫使监狱偏离自身的性质而过度地追求创收。这种现状既造成国家财政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无疑，社区矫正将是有效缓解监狱压力的重要途径，是解决监狱人满为患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二是有利于解决服刑人员的经济困难。一般来说，监狱往往只注重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员在狱中学到的在社会上生存所需的劳动技能非常有限，而且在刑罚强制的条件下，服刑人员被迫接受教育的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极的。他们长期在高墙内生活，与外部世界相隔离，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独立动手能力乃至谋生能力较差，这对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个家庭都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由于实行社区矫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有利于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假如改造好了，则可以达到人性的复归，学到有用的知识，培养劳动技能，打好生活基础。通过社区矫正，可以使其在社会上从事正当的职业并获得报酬，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解决家庭生活上的困难，增强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从各地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们对社区矫正熟悉上的偏差、相关法律滞后等因素，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一）民众对社区矫正难于认同
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罪犯”就意味着“坐牢”(监禁)，认为只有把犯罪人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担心把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不保险，轻易造成治理失控或者犯罪人会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认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却仍然留在社会上就等于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或最起码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惧怕，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二）适用的对象过少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执行监禁刑罚为主，非监禁刑罚为辅，对于非监禁刑罚的适用还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包括三种刑罚和两种刑罚执行措施。三种刑罚指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两种刑罚执行措施指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然而在实践中，对于管制刑的适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的适用对象和条件上规定得又过于抽象和苛刻，导致实践中难以执行，适用的比率非常低。据统计，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总数为646431人，其中被判处管制的为7822人，占1.21%，判处缓刑的占15.85%。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予以假释的适用率仅为1.63%，在2001年监外执行的罪犯占在押犯总数的比率仅为1.83%。[5]实践中，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非常少，这就使社区矫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充分发挥社会资源，促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样化等一系列目标，都将难于达到。
（三）现行的法律规定滞后
在现行法律规定中，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关缓刑、假释的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可见法律对缓刑适用规定上，没有对缓刑的适用主体和行为条件予以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时，没有确切的参考依据，从而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缓刑的刑罚。另外，缓刑适用对象的范围为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缓刑的适用量，反映了刑罚执行制度上倾向于监禁刑罚，尽量减少适用非监禁刑罚的刑罚思想。立法及司法机关对于假释的适用也同样采用慎重的态度。如对于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将无法通过假释这一法律途径尽早回归社会。此外，在适用假释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作为实质性条件，其实为软性条件，缺乏考察、评定和检验的标准，造成实践中不易操作。从而在决定假释时，出于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考虑，假释决定机关将会采取尽量不适用假释的做法，这样就不用承担失察等责任。
（四）社区矫正工作仅流于监控，矫正、教育及执行刑罚的严厉性不足
现行矫正制度包括了电话报到、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在理论上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受到各种制约。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顾虑，
集中学习培训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现为报到、谈话及走访，由此，矫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
而且，社区矫正的本质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这种刑罚执行的性质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存在着随意性，偏离了法律的轨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矫正部门在执行中存在束手束脚的现象。二是在矫正工作的对外宣传中强调其人性化的一面较多，强调刑罚执行的严厉性的一面较少，使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受众产生了片面的误解。三是矫正工作开展前，缓刑、假释罪犯在由公安机关监督执行时确实比较松散，在重新规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不理解和阻碍。四是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权威性不足的问题，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成为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五）社区矫正组织不健全，社区矫正层面单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矫正网络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在其刑罚执行时均由公安机关代为治理。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本身肩负着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侦查等重大任务，在警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社区矫正人员予以监管改造，就显得力不从心。实践中公安机关仅做到对文件和档案材料上的把关和落实，对于社区矫正的教育转化、心理矫正、监督治理等重要工作内容就处于落空状态。而且，目前在试点过程中，社区矫正工作在吸纳社会志愿者、组建专业心理矫治队伍、社区力量帮教方面尚处于构思起步阶段。这样在工作中就极易因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配套的社区矫正体制而出现互相推诿和责任不到位的情况。此外，社区矫正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专业矫正人员少，也直接影响了社区矫正制度作用的发挥。
三、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一）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涉及到把什么样的罪犯放到社区中执行刑罚的问题。从有利于社会稳定，增添社会和谐因素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及范围至少应包括四类:一是未成年犯。对于犯罪的、必须处以刑罚的未成年人，应该优先考虑使用社区矫正刑，尤其是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轻罪犯。对于罪行较轻的、社会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可以使用社区矫正刑。具体范围可以考虑将原《刑法》所规定的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增加使用社区矫正刑的刑罚方式。三是过失犯。过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实施的，其主观恶性程度一般不会太大，将他们放在社会上服刑改造，一般不会再危害社会。使用社区矫正刑这一刑罚方式，更有利于他们的改过自新。四是老、弱、病、残、孕犯。各国刑法一般都认为，刑事责任因其责任能力的减弱而有所减轻，应当或者可以从宽处罚;同时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决非报复，而非凡预防重于一般预防，裁量刑罚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适当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作为犯罪者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较小，因而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细化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假释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该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过大，未提供具体的评判标准，不利于缓刑、假释的准确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和监狱在缓刑和假释适用上倾向于保守立场，从而影响了缓刑、假释的适用率。为此，应对“悔罪表现”进一步细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失，积极退赃，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或者将假释的实质性条件修改为：在服刑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一贯表现良好的，或者年老体弱、丧失作案能力的等等，从而为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实质要件。另外，从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会化桥梁这一目标出发，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执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虑适用法定假释，即对于在监狱执行了大部分时间的刑罚以后，由法律规定予以附重要任务的释放。
为了保证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还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罪犯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即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家庭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从而通过这种猜测评估来确定是否能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和假释。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猜测水平的限制，而提高猜测结果的准确性又有赖于建立科学的人格调查制度。当然，由于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开放的社区执行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社会治安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同时，必须审慎进行，切不可盲目适用，以避免出现社区矫正的滥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社区矫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现管制刑遭遇“灭顶”的风险，对社区矫正应该注重通过一些禁止性或义务性的规定去落实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如英国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从40小时到240小时不等的社区工作即“社区服务”，或者要求服刑人员在宵禁期间不得进入某一特定的场所，或要求其在晚间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6]。我国的社区矫正也可以考虑增加对服刑人员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规定，如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或与特定人员来往，以减少犯罪诱发因素。同时可增设一些义务性规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赔偿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参加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积极承担家庭抚养费用等等。这样，不仅使刑罚的力度加大，同时还可以强化社会正义感，赢得公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体的社区矫正网络
罪犯的矫正离不开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以社区力量为依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广泛吸纳社区人力、物力资源的立体社区矫正网络。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具体包括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狱治理局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一整套矫正执行机关，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级是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机构和个人，包括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矫正等方面的专业协助。他们不是矫正机关的组成部分，但通过协议的方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第三级是具有社会责任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要在第一级组织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二、三级组织的作用。要非凡注重培育村级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在监控服刑人员行动上的便利作用，为司法所将工作重心从监控转向教育和矫正提供条件。
通过组建矫正网络，实现地区资源共享，实现政府主导下的矫正机关与专业机构、人员的合作关系，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矫正机关按劳付酬，实现共生和双赢的局面。
（五）改进矫正方式，丰富教育手段
改进现阶段矫正手段单一、效果不显著的现状，做到四个结合。一是个别教育与分类集体教育相结合，既坚持针对服刑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开展个别教育，又针对同一犯罪类型服刑人员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教育，如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学习、社会实践等，以节约资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专职教育与兼职教育相结合，矫正工作者作为执行主体，是专职矫正人员，对矫正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矫正方案，确定阶段矫正目标；兼职是指与矫正机关达成合作关系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志愿者阶段性地参与矫正工作，在一些专业领域提供服务，在专业矫正队伍没有完全形成体系前，弥补其专业领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在坚持法规、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尽快建立起从接收到解矫前阶段全面的心理辅导和诊疗机制，包括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定期进行心理测试、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矫正，开展各种形式的辅助治疗等，尽快消除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矫正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归社会。四是课堂式教育与互动式教育相结合，在矫正工作者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使服刑人员参与进来，通过直观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组织管制、缓刑犯参观监狱、未成年人管教所，与监狱服刑人员座谈，使其感受法律的威严，加强服刑意识、规范意识。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他人的肯定和认同增强服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六）畅通渠道，加强协作
加强沟通协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矫正机关对罪犯实施矫正的判决或裁定参与意见。以假释为例，社区矫正组织通过调查罪犯服刑期间表现、走访罪犯家庭和社区、与罪犯面谈等方式，形成对该名罪犯是否适于社区矫正的意见，在监狱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的同时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础上最终作出假释裁定。这样，矫正组织在矫正前就对罪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着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矫正机关还可在对管制、缓刑类服刑人员判决前向法院提交参考意见。这样的优点是：作为法院和监狱，只能根据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作出判决或裁定，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罪犯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社区意见等进行调查走访，而矫正机关可利用基层矫正网络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结论，为法院正确地判决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保证适合的服刑人员进入社区，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二是在矫正过程中各司法所与监狱建立协作关系。如针对目前各区县普遍反映的剥权类服刑人员难以治理的问题，可在矫正责任人与罪犯原服刑监狱干警间建立直接联系，矫正工作者可从监狱干警处直接获取许多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对于重点服刑人员的治理可起到较大的帮助作用。此外，提高矫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养一个成熟的社区等都是开展社区矫正必不可少的条件。
（七）加强社区矫正的正面宣传，打消人民群众的顾虑对于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人民群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假如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如危害小区居民的生活秩序、脱逃等情况，那么就要执行监禁矫正的刑罚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宜夸大宣传，要切合实际，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结束语
开展社区矫正，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区矫正的本质就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治理、修复，为犯罪人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质量的好坏，他们走向社会之后是否真正认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关系到社会及公众的安全，进而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熟悉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在中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刘保民，张庆斌，《监狱行刑人道化问题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2）：49-54。
[2]陈士涵，《人格改造论》（下卷）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
[3]周国强，《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评估》，载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47-52。
[4]曹云飞，武玉红，杨一宁，《试论我国的社区矫正》，载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5卷第3期。
